颜耀秋，浙江桐乡人，著名爱国企业家，我国民族工业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曾就读同济大学前身同济医工学堂机械科，毕业后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任教，1930年创办上海机器厂。

  他兢兢业业，苦心经营，终使上海机器厂成为民族机器工业领域佼佼者。抗战全方面爆发后，颜耀秋参与组织上海工厂西迁，先后担任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上海迁鄂工厂联合会、上海迁川工厂联合会、上海迁川湘桂工厂联合会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存续、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颜耀秋（1894-1964），浙江省桐乡县（今桐乡市）人。1915-1919年就读于同济大学前身同济医工学堂机械科，毕业后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任教，1922年初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机器部任技师。1928年，华东机器厂以商务印书馆机器部为基础成立后，颜耀秋曾任设计室主任、营业部主任等职。

  1930年，颜耀秋在上海创办上海机器厂（1960年扩建并改名为上海水泵厂，今为上海电气集团下属上海水泵制造有限公司），自任经理。在他的领导下，该厂先后设计生产了发动机、水泵和碾米机以及“五福”牌小型柴油机，成功仿制了多种规格的德式立式冲床、单汽缸发动机。

  与此同时，他还接受南京金陵兵工厂委托，兼营部分枪弹和军械零件制造。上海机器厂很注重产品质量，在和“洋货”的竞争中以质取胜，产品畅销浙江、安徽、江苏等地，因此成为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的佼佼者。颜耀秋也声名大振，被推选为上海机器五金制造业同业公会主席委员，和胡厥文、吴羹梅、马雄冠、毛毅可等同济校友、爱国企业家一样，成为上海民族工业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资源委员会之下组织了技术合作委员会，颜耀秋被聘为机械组委员。这样一个时间段，上海工业公司何去何从，非常关注。1937年7月底，根据国民政府的有关指示，上海机器五金制造业同业公会召开执行委员会议，研究迁厂事宜。颜耀秋、胡厥文、吴蕴初、胡西园等都表示愿将自办工厂迁移内地，同赴国难。颜耀秋与胡厥文还联合上书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称：“鉴于国难严重，自愿将各厂机器迁移内地，以应军事制造之需。”并表示“各工厂之技术工人亦不难设法随同机器前往工作。”政府遂决定拨款协助一批民营工厂迁往内地以免资敌手，同时为战时大后方建立长期抗战的经济基础。上海民营工厂内迁工作随即展开。

  1937年8月，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颜耀秋任主任委员，胡厥文、支秉渊任副主任委员。经过研究，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决定先将重要机器设备运至武汉，并以武昌徐家棚附近为集中地点，然后再西上宜昌重庆、北上西安咸阳、南下岳阳长沙。在颜耀秋领导下，以机器、机电两个行业为主，先后有146家（其中机器厂66家）工厂、2500余名技术工人、1.6万多吨物资从上海迁至武汉。1937年9月，上海迁鄂工厂联合会办事处在汉口成立，颜耀秋任主委。

  颜耀秋离开上海后，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工作由胡厥文负责。1937年11月初，颜耀秋回到上海，和胡厥文一起料理相关事务后，即于11月底转道香港，再乘飞机抵达武汉。1938年5月，颜耀秋再次回到已完全处于日军控制下的上海，将之前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负责分发各厂领用的封存在浙江兴业银行保险箱内的两大包、计56万元单据凭证取出，并亲身携带上船带到武汉交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查处复核。

  因战事越来越紧张，上海迁武汉工厂除部分迁往湘西、桂林外，大部分迁至重庆。1938年4月，上海迁汉各厂代表集会，还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颜耀秋被推选为主任委员（1943年卸任）。该会宗旨是“以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协助各厂迁川恢复生产，增强国力，并于抗战胜利后协助迅速复员，增加生产”。后因工厂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技工、艺徒常常被拉走服兵役，上海迁川工厂不堪其扰，颜耀秋还代表迁川工厂联合会向军政部申请技工免役，并终获批“缓役”。

  1939年春，上海机器厂等27家发起组织“重庆机器工业公会”，经国民政府经济部批准成立“第一区机器工业同业公会”，地区范围有重庆、江北、巴县3地。1942年元旦，101家迁川工厂在重庆举办了第一次工业展览会。在《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纪念册》上，颜耀秋对迁厂6年的工作进行了回顾与总结。他说：“虽然后方物资缺乏，熟练技工缺少，又加以敌机不断的在后方破坏，但我们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去埋头工作，不怕他来破坏，我们以建设的精神去答复他……我们要以抗战建国的精神去克服一切，要以工业来建国，来复兴我们的中华民族，光大我们的中华民族！”

  此次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周恩来、董必武及都来参观过展览会，周恩来还题词勉励“民族的生机在此”，并与颜耀秋合影留念。在重庆，颜耀秋还曾两次受到接见。一次是颜耀秋和胡厥文、李烛尘、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通过徐冰（同济校友）邀请、周恩来等领导在“特园”（鲜特生住宅）见面，其间肯定了他们为抗战所作出的贡献。还有一次是和重庆各工商界团体负责人胡厥文、颜耀秋、吴蕴初、刘鸿生、章乃器、支秉渊、吴羹梅等在代表团办事处受到、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

  1943年3月，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在重庆正式成立，吴蕴初任理事长，颜耀秋和同济校友胡厥文、吴羹梅、马雄冠等被选为理事。抗战胜利后，上海迁川工厂联合会同仁委托颜耀秋在上海筹备成立一个组织，以建立和政府的直接联系，为后方工厂复员准备好。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同仁也希望他先行回到上海联系有关各方。1945年10月，颜耀秋乘民生公司“民联轮”抵达上海，不久就成立了迁川湘桂工厂联合会上海办事处，并亲任办事处主任（后由胡厥文担任），主要任务就是共同筹商并协助内迁工厂复员，要求国民政府在内地工厂回迁过程中给予支援。此时，国民政府对上海原敌伪财产的接收也正式展开，颜耀秋亦参与接收工作，还和胡厥文、魏如、胡叔常（同济校友、胡厥文之弟）等被聘为复工委员会委员。

  上海机器厂迁至汉口后，即在汉口租借厂房，后又在武昌买下一座工厂，于1937年10月恢复生产。1938年10月上海机器厂迁至重庆后，初设重庆市内禹王庙。后因重庆屡遭敌机轰炸，不得不迁建于沙坪坝中渡口。1943年，颜耀秋还将自己工厂的军需生产业务分发给20个小厂，以帮他们渡过难关。1944年秋，重庆战时生产局成立，局长是翁文灏。有了固定生意，就能有计划地组织生产，非但能保本，而且也有了盈余。原来不知有多少厂预计熬不过年关的，这一年也破涕为笑，欢度春节了。抗战胜利后，重庆战时生产局宣布终止定货合同，停止付款。颜耀秋没选，只得卖掉机器和生产资料，遣散职工，结束在重庆长达8年的上海机器厂。

  回到上海后，颜耀秋重操旧业，用4亿多元法币收购了敌产江南造机厂，并更名为上海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自任经理。1948年秋，正当颜耀秋埋头苦干、希望东山再起时，由于物价飞涨，美货倾销，上海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不宣布倒闭。

  新中国成立后，颜耀秋将上海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重新更名为上海机器厂，正式复工，后为支援解放舟山，承接制造了大量船用发动机，并于1951年研制成功国内当时最大的立式轴流泵。1953年11月，颜耀秋响应政府号召，申请公私合营，于1954年1月任公私合营上海机器厂厂长，后任上海通用机械公司经理，并兼任上海市通用机械同业公会主任。1958年，颜耀秋被选为上海市第三届人大代表。他在接受上海《解放日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说：“我从小读书，学习的是理工科，出来做事也是理工一类的行业，可谓得其所哉！但在旧社会里混了数十年，忙的却是迁厂搬家，调头寸、乞借款，依然不务正业。现在我可以回到本职岗位上来了，愿以我的余热为国家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