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中国”和“东亚”是晚近才形成的概念，前者在清代逐渐定型，后者则在近 130 年来才为人熟知。我们身处其中，并自以为熟悉的东亚世界，其实充满了神话与偏见，有待重新发现和认识。

  《发现东亚》书写的就是 16 世纪以来东亚变迁、动荡、碰撞、发展、互相塑造的历史。从 1592 的万历朝鲜之役开启东亚现代进程，到当下的东亚转向，学者宋念申在全球史的视野中，深入历史过程，重述被偏见遮蔽的故事，揭开夹在黑白之间的真实，描绘了一幅名为“东亚”的历史脉络图，讲述五百年来，在今天被称为“东亚”的这片区域，历史是如何展开的。

  一艘小渔船从日本伊豆半岛的下田驶出，在夜色和风浪掩护下，靠近了停泊在海上的美国东印度舰队的黑色蒸汽船。渔船上两位瘦弱的日本年轻人，费尽周折，爬上其中的波瓦坦号，求见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C. Perry）。那是 1854 年 4 月25 日凌晨，大约 2 点。

  二人说明来意：他们要跟舰队一起离开，看看外面的世界。此举触犯幕府禁令，如若回去，必遭杀身之祸，因此恳请美国人收留。佩里没有接见这两个陌生人，只派了翻译和他们交涉。他虽赞赏他们的勇气，却无法答应：就在几天前，他刚刚和德川幕府签订《日美和亲条约》（《神奈川条约》），此时正在敲定一些细节，若故意违反日本法律，于美国利益实在不符。他下令将他们送回下田，并承诺严守秘密。天亮时，两个失望的年轻人回到岸上，随即选择向官府自首。几天后舰队返美，佩里并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

  这两个人，是 24 岁的吉田松阴和 23 岁的金子重之辅。他们后来被押解至原籍长州藩服刑。翌年，金子死于狱中，吉田则获释。此后他兴办学堂、鼓吹倒幕，其政治理想影响了大批长州藩精英。29 岁那年，吉田被幕府处斩。明治时代许多政治家，如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都曾投于其门下。因此，吉田松阴被誉为日本现代化的思想先驱。

  和战争对于中国的意义相似，佩里来航（又称“黑船来航”），是教科书里日本近代史的开端。佩里于 1853 年 7 月率领炮舰逼近东京湾，以战争相威胁，要求日本通商修约。数月后再次造访，带来更多炮舰，迫使德川幕府签订条约，开放下田、箱馆两处口岸，给予美国片面最惠国待遇。中国和日本，面对侵略，先后“开国”。

  后面的历史叙述，中日就分道扬镳了：中国一败再败，迟迟未能“现代”；日本则“奋发图强”，早早拥抱“文明”。中国与殖民现代惨烈冲撞，与之相比，日本与“现代”更像一次美丽的邂逅。长期以来，无论在美国还是日本，对于黑船事件的评价，大多很正面：“黑船来航”把日本从“锁国”的黑暗中“解脱”了出来。横须贺有座佩里公园，每年都有纪念活动。佩里访日后，则盛赞日本人彬彬有礼、讲究卫生，“是所有东方民族中最有道德和最完善的”。他欣赏两位不速之客的好奇心，说他们代表了“其国人的品格……这个有趣的国家，未来多么充满希望！”英国文学家史蒂文森（Robert L. Stevenson），在听到吉田松阴的故事后，于 1880 年写下《吉田寅次郎》一文，评价说“我们只要看看他的国家，就知道他获得了多么大的成功。”

  如果说，日本是个少有的例子，证明一个东方国家可在欧美的“教化”下走向“现代”，那么也许没有谁比吉田松阴更能代表“好学生”的勤勉求知了。但是，日本真的是因为好奇而学习的吗？真的是认同“现代”而改变自身吗？或许，我们该把吉田松阴和马修·佩里的“相遇”，放置在 19 世纪各自国家的境遇中，重新检视由“（殖民）现代”联结起的日美关系。

  吉田松阴出身长州藩一个下级武士家庭，自幼学习儒家经典。受到江户后期实学风气的影响，他很早就关注兵学，曾向藩主进言整饬防务以御外患。21 岁那年，他跟随藩主前往江户“参勤交代”，遇到了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佐久间象山。二人相识时，第一次战争刚结束不久，清朝惨败于英国的消息传来，日本朝野震动，有识之士无不为岛国的命运焦虑。这成为日本开启变革的一大刺激。

  佐久间象山是位儒学者，醉心于兵学、实务。他曾向幕府上书《海防八策》，建言引进西洋军事。他还自学荷兰语，努力阅读有关军事、自然、科学的荷兰语著作，是当时最自觉了解西洋世界的知识分子。同时，中国也是他最重要的知识来源，佐久间仔细阅读过魏源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十分赞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引魏源为同道。1853 年，黑船来航，幕府无所措置。佐久间带着吉田松阴等，跑到舰队所在的浦贺实地观察。他们看到美国舰船之大，炮火之多，认识到日本根本无力抵抗。如要保国，必须强军，要到国外，向西洋人学习。

  在当时的日本，出国是个激进的想法，需要有不怕死的勇气。受老师的鼓励，吉田松阴等决心涉险偷渡。当时有俄国舰船在长崎，师生先是策划闯俄船。不想因克里米亚战事吃紧，俄船提前开走了。到了 1854 年 2 月，佩里的舰队再次到达日本寻求答复，吉田松阴决定不再放过这次机会。

  再来看美国：佩里为何需要“拿下”日本呢？美国独立后的历史，一个显著的主题就是“西进”：以十三州为起点，不断向中部和西部移民扩土。边疆和殖民为美国建国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和精神动力。1830 年，吉田松阴出生的那一年，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签署《印第安人迁移法案》，实质上否认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大量印第安人被强行迁移，西进之路成为印第安人的血泪之路。

  到了 19 世纪中期，西进更成了盎格鲁美国人口中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不但是美国的权利，更是其使命。这种意识形态混合了种族、宗教、政治、文明上的优越感，推动美国逐步走向对外战争和帝国主义。1846 年，美国兼并俄勒冈，领土拓展至太平洋。两年后，又从墨西哥手中夺得加利福尼亚。眼前浩瀚的大海是美国的新边疆、新机遇。

  和欧洲资本一样，美国资本对东亚市场有着极大的渴求。美国独立后不久，“中国皇后号”商船就从纽约出发，插上“花旗”，远渡重洋来到广州。中美贸易给商人们带来非常大利润。在广州，美国只用了十年，便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对华贸易国。到 19 世纪 30 年代，美资商行亦加入到交易当中。中英战争后的 1844 年，美国与清政府签署《望厦条约》，获得与英国相似的在华贸易和司法特权。

  以前，美国商船大都只能从东岸出发，跨大西洋，绕非洲，经印度洋、马六甲，最后抵达中国。但在获得加州后，美国商船可穿过太平洋直达东亚，较此前大为便利。唯一的问题是，以当时蒸汽船的技术，若要横跨太平洋，必须要找到可以停靠的岛屿，补充淡水和燃料。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任命佩里为东印度舰队司令官，前往日本要求开港通商，并授权必要时使用武力。菲尔莫尔还给“日本皇帝”修书一封，其中把美国的“天命”和诉求说得非常明白：

  美利坚合众国现已纵横两洋（reach from ocean to ocean），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两大领地正对着陛下的疆域，吾国汽船可在十八天内从加州抵达日本……现在从加州到中国，年年都会有许多船只往返……日本帝国盛产煤炭及补给之物，吾国汽船在跨越大洋时大量烧煤，如从美国携带颇为不便。希望吾国汽船及其他船只可以停靠日本，以获得煤、补给及水……

  虽然信中也谈到美日通商的好处，但主旨很清楚：美国最终的目标，并非日本，而是中国。《神奈川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都是有关补给、救助，其侵略性比中英《南京条约》要弱得多。换句话说，中日两国当日面对的殖民压力完全不同。与日本修好，是美国西进建国的继续，是将“昭昭天命”连同资本一道，拓展到东亚，特别是中国的必经环节。

  回到吉田松阴。为了接近美国人，吉田等人用典雅的汉文写了封信，在准备偷渡的前一日，偷偷摸摸地塞给了一位美国军官。这封《投夷书》，由佩里的翻译官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后成为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译成英文，成为美国理解日本的一个窗口。信中，吉田等以极谦恭的口气，说自己通过中国书籍了解到欧美世界：“生等禀赋薄弱，躯干矮小，固自耻列士籍，未能精刀枪刺击之技，未能讲兵马斗争之法……及读支那书，稍闻知欧罗巴、米理驾（美利坚）风教。”而之所以不顾国家禁令，甘愿“百般使役、惟命是听”，只为能“驾长风、凌巨涛，电走千万里，邻交五大洲”。

  当然，吉田松阴可不是因为“世界那么大”所以想去看看。对于吉田而言，黑船上的这些陌生人是不得已学习的对象，正因为他们是日本的敌人。师夷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攘夷。骨子里，吉田是一位深受江户儒学和国学派影响的思想者，“尊皇攘夷”才是他最大的政治抱负。他也不像信中所展现的那样“拥抱开放”。黑船来航之后，日本国门洞开，俄英等国纷至沓来，争相订约。吉田松阴强烈抨击幕府外交软弱，鼓吹推翻幕府、强化皇权。他认为日本应该采取对外扩张，抗衡俄美的政策。在著名的《复久坂玄瑞书》中，他勾画出日本强国之策：

  今也德川氏，已与二虏和亲……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羁縻二虏，乘间垦虾夷（即北海道），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指神功皇后）之所未遂，果丰国（指丰臣秀吉）之所未果也。

  可以看到，从丰臣秀吉、佐藤信渊到吉田松阴，日本扩张蓝图一脉相承。维新后的日本，基本采纳了这张蓝图，借着殖民性的“现代化”，一步步滑向军国主义。19 世纪中期，中日都在应对外部威胁。如果说林则徐是以防御的姿态维护、修复着一个老大帝国，吉田松阴则是以一个积极进取的姿态希图建立一个新帝国。

  黑船来航，是美国正式拓殖东亚的一环，也标志着日本受“殖民现代”洗礼的开始。对美国而言，此后的大多数时间里，日本是它在东亚谦卑的伙伴，就像吉田松阴对佩里的追随。尽管两国在 20 世纪也曾有你死我活的战争，但经过美国占领、改造，日本又以好学生的姿态重归“文明”。直到今天，美日双边同盟，仍然是美国在亚太最倚重的关系，框定着东亚地缘战略的基本格局。日本对这种亲密的关系的认知，恐怕会比较暧昧吧。这也像是吉田松阴和佩里之间的机缘：两个陌生人相互表达仰慕，却各怀天职使命，不曾真正谋面。

  “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上述文字是中日《马关条约》的第一款。1895 年 4 月 17 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李经方，与日本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条约上签字。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清朝的最后一个朝贡国朝鲜，从此脱离了与中原的宗藩关系，退出了东亚“天下”秩序。

  “天下”体系解体的起点，常被认为是第一次战争和《南京条约》。但严格说起来，《南京条约》本身并未试图动摇既有的区域秩序。当然，欧美的殖民侵略，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平等条约，是制度崩溃的大背景。以欧洲国际法原则重新界定区域内部关系，始自 1871 年的《中日修好条规》。日本以此确立了与清朝对等的国家地位，并在这个基础之上，挑战清朝主导的区域关系。1874 年日本借口牡丹社事件出兵台湾；1876 年与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迫使朝鲜“开国”；1879 年吞并琉球，改冲绳县；直到 1894 年起衅中日战争。从《中日修好条规》到《马关条约》，天下秩序的崩溃，只用了二十四年。

  一般认为，东亚的“现代”历程，在国家形态上，是由帝国转变到“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是由“朝贡体系”转为“条约体系”。照此看来，所谓的现代化，就是东亚以欧洲国家和国际关系为模板，把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的等级结构，改造成主权国家的平等结构：中国由一个世界国家（a world country）变成了世界之一国（one country in the world）。

  这种认知正日益受到质疑。首先，帝国与民族国家、朝贡与条约，并不是对立的概念。不要说主导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全球秩序的英国，本身就不是民族国家，就是直至二战结束前，世界上都没有几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同样，细读历史就可知，所谓朝贡体制和条约体制，在实践中常有相互容纳甚至确认，并不必然排斥。且条约体系本身就是矛盾体：其前提假定是主权平等，但不平等条约又否定了主权平等。

  其次，塑造出这种对立，本质是塑造所谓西方现代性和东方传统性的对立。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就成了东方向西方的转变。这里不但“东方”“西方”这对概念是固化、可疑的，而且把 19 世纪以来东亚复杂的历史演变，简化成了对一个（想象的）“西方”的模拟和附从。这就像是柯文（Paul Cohen）对 20 世纪中期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冲击 - 反应”模式的批评：它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多么“错误”的，而是其解释层面有限，不能涵盖整体变化。

  第三，与此相关的是，这套逻辑过于强调变化的外部因素。外因固然重要，但内部挑战更具决定性。这里的内部，既包括东亚各国国内的动乱，也包括域内国家对区域秩序的改造。国内、域内和域外的冲击相互交织，内乱与外患共同作用，才造成经由一个多世纪共同建立、又经过一个多世纪共同维持的天下格局，在短短几十年里迅速塌陷。

  把内部和外部危机放在一起，也许更能理解中日韩当时面对的挑战及其应对。我们大家都知道，1840 年第一次战争，并没有给清朝带来根本性的震动。更沉重的打击是十年后发生的、持续了十数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虽借用基督教，但本质上是种民间宗教。太平天国攻陷富庶的江南地区，重创清廷原有的军事和财政体系。持续内战亦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结构造成极大破坏。与太平军遥相呼应的还有活跃在长江以北达十六年的捻军。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持续搅扰北方，甚至在 1865 年斩杀僧格林沁，清廷传统军事力量不断受挫，打仗只能倚重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的地方练军。第二次战争就发生在动荡的 1856 至 1860 年，清朝国力因内战而极大消耗，无法内外兼顾，任由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并签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进一步丧失主权。俄罗斯也趁火打劫，以调停英法有功为名，占去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势力拓展至与朝鲜接壤的图们江口。

  此时，西部边疆也出了大问题。1856 年，云南官府激发民变，杜文秀领导起义，在大理建立平南国，一度占去半个云南。清朝花了十七年时间，才将变乱。云南回变影响到周边省份。1862 年，正在清军与太平军和捻军激战、西北防务空虚之际，陕西、甘肃发生回变。动荡持续十余年，至 1873 年才由左宗棠平定。战争、仇杀、饥荒，导致西北两省人口锐减，地方经济凋敝。

  陕甘变乱又进一步波及新疆。1864 年，乱蜂起，地方割据。这次变乱与云南、陕甘的不同之处，在于外部势力深度介入。同年，喀什噶尔的叛乱领袖向中亚的浩罕汗国求援，浩罕汗国派阿古柏前往。后者反客为主，占领了喀什等地，于翌年建立政教合一的哲德沙尔汗国。此时俄罗斯再次乘虚而入，强迫清朝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让巴尔喀什湖以东领土，又于 1871 年出兵侵占了伊犁。

  阿古柏吞并新疆各地的割据势力，不但吸纳了陕甘回军残部，还接收了浩罕汗国投来的军队，一路攻伐，几乎占领新疆全境。此时英国和俄国正在进行争夺中亚的大博弈，两国先后承认阿古柏政权。世界领袖、奥斯曼帝国苏丹还赐予他“埃米尔”头衔。天山南北俨然已成外国。

  清廷的“海防”与“塞防”争论在此背景下发生。在财政捉襟见肘、东南沿海与西北内陆的防务难以兼顾的情况下，怎么样判定主敌、认知国本，是争论的焦点。力主海防的李鸿章，视欧美日本为主要威胁，而西域内亚则是可以损失的藩属；主张塞防的左宗棠，则认定俄国为大敌，不但不能放弃新疆，而且要强化对西域的直接管理。结果，左宗棠于 1877 年成功收复新疆，四年后又收回伊犁。新疆于 1884 年建省，实现了龚自珍、魏源等经世派学者在 19 世纪初期提出的西域行省化的构想。可以说，内在危机和内生性思想，主导了现代中国形态的塑造。

  换个角度看，海防还是塞防，讨论的也是宗藩关系的优先次序。清代“天下”的两大支柱，一是由礼部主持的与朝贡国的关系，一是理藩院主持的与内亚边疆的关系。究竟如何判别内外、分清缓急，在当时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从今天看，内亚边疆在清代结束前大体保留在版图内，后为当代中国所继承，这不能不说是晚清国家建设在内外交困中的一大成就。它避免了中国像奥斯曼帝国那样被殖民势力彻底分裂。当然，也许其代价，就是传统的礼部“外交”被欧洲式的国际法外交完全改造。

  这就要谈到日韩所应对的挑战。日本当年面对的外部压力虽与中国类似，但程度要轻得多。同样，它的内部挑战，解决得也比中国顺利、彻底。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最大的变乱来自两场内战，一是 1868 年的戊辰战争，主张王政复古的西南藩阀成功倒幕；二是 1877 年的西南战争，明治政府平定了西乡隆盛领导的旧士族反叛。两场内战，阵亡者加在一起不过 1.4 万余人，其破坏性远远小于同时期中国的内乱。在萨摩、长州等藩的倒幕精英主持下，明治政府得以专注革新，强化国家能力，从话语到实践效法欧洲，对外殖民扩张。

  朝鲜面对的外部压力，最早也来自欧美。掌握实权的大院君坚持“卫正斥邪”，暂时保全。此后最大的挑战，外是日本，内是党争。《江华岛条约》将朝鲜拽到殖民帝国体系和天系之间，内外矛盾同时升级，终于在 1882 年和 1884 年发生壬午军乱和甲申政变。清政府和日本的竞相介入，激化了新旧两个帝国对朝鲜半岛的争夺，也激化了朝鲜国内的阶级矛盾。1894 年的中日之战，起因于朝鲜爆发的东学党农民起义，清朝应朝鲜之请出兵平乱，日军则对清军不宣而战。

  朝鲜在天系中位置至关重要，不但是宗藩关系的模板，而且其国王地位与蒙古藩王相仿，几乎“视同内服”。在殖民压力下，清与朝鲜都曾积极调整，试图调和“朝贡-宗藩”原则与“条约-国际法”原则。清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朝鲜亦设立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两国交往中一些非仪式性事务便从礼部转到这些新设的外交部门。1882 年，在李鸿章主持下，朝鲜与美国签订修好通商条约，成为朝鲜与欧美建交首例。签约前，李鸿章指示朝鲜以照会形式，向美国说明“朝鲜素为中国属邦”，朝中的藩属关系，无碍于朝美的平等关系。此后朝鲜与英、德、意、俄、法等国先后订约，皆援此例。与美订约同年，朝鲜国王亦向中国提出通商请求，清廷允准，两国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份国际法意义的条约——《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其中指明：“朝鲜久列藩封，典礼所关。一切均有定制，毋庸更议……此次所订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列。”

  很明显，李鸿章的意图，是利用条约原则进一步确认宗藩原则，两者非但不对立，而且相互肯定、彼此平行。日本史家滨下武志分析贸易章程时更进一步认为，中朝贸易，体现的既非朝贡原则，亦非条约原则，而是一种双方一同遵循的“区域”原则。可惜在强大的殖民压力下，这种调和的努力并不成功。1885 年中法战争后，越南变为法国殖民地，从此脱离宗藩体系。1895 年，朝鲜也结束了几个世纪的中原藩属，成为独立之国。但独立后的朝鲜，主权却更不完整。十年后，日本变朝鲜为保护国，进而在 1910 年正式将其吞并。

  在全球范围内，国际法服务的都是殖民帝国体系。东亚“天下”格局消解，在外部压迫和内部变乱双重作用下成为一个“区域”。但是，旧秩序解体后，到来的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而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帝国主义秩序。新秩序借用国际法话语，却继承了“中华-天下”秩序的诸多样貌—比如以天皇、神道的宗法制度替代中原礼教的宗法制度。所以从某种角度也能说，东亚由中国治下的“天下”（Pax Sinica）变成了日本治下的“天下”（Pax Japonica）。“国际法-殖民帝国”否认“礼部外交”，不过是以一种等级秩序颠覆了另一种等级秩序。

  这就是人间不公！731部队细菌战犯逃回日本后，很多人在医院、学校等公立机构担任要职

  731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下令组建的细菌战秘密部队之一。1931年到1945年期间，731部队进行骇人听闻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等，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数千名中国、苏联、朝鲜战俘和中国平民被用于人体细菌和毒气实验。

  深圳特区报发布的一则视频展示了国产人形机器人的行走能力。视频中，有着成年人身高的机器人稳步前行，行走姿态、速度与人类非常相近。英伟达高级AI研究科学家Jim Fan转发其行走视频并感叹：“这是真的吗？”Jim Fan甚至怀疑这是由AI视频生成工具Sora生成的。

  我有一种感觉，中日关系，正在加速。现在的中日关系，可以说正处于近20年来最好时期。新年伊始，又有两个好消息，或者说，两个积极的信号。

  据云南省纪委省监委网站13日消息，云南省接待办接待二处三级调研员曾庆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驻省委办公厅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长安街知事注意到，这是曾庆祥第二次被查。

  前券商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在接受南都湾财社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2025年，股票市场可能由政策驱动转变为“政策+业绩”双驱动，从此前急剧上升的脉冲式行情转变为稳步缓慢回升的“慢牛”格局。

  手机电量还剩多少，对现代社会的许多人而言，都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人们对手机充电的强烈需求，也让市面上催生出了许多噱头：无线充电，二倍速充电，以及能连着用一周的高能充电宝。乱花渐欲迷人眼，但到底什么才是手机充电的正确姿势呢？手机一定要满充满放吗？

  不久前，北京的李女士在家中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称自己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员，因为李女士涉嫌一起案件需要接受调查。由于民警经常到社区进行反诈宣传，接到这个电话后李女士非常警觉，对通话过程全程进行了录音。

  逮捕尹锡悦的第一次行动失败后，有消息指，执行逮捕令的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公调处计划在本周展开第二次抓捕，预计动员超过千人，看似要势在必得。